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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是一种资源再分配

傅蔚冈: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后发优势也是得益于中国并未构建起像欧盟和日本那般严苛的隐私权。

在中国商界,迄今还在流传着当年台湾首富王永庆卖大米的励志故事。

当别人家的米店都是坐等用户上门买大米,王永庆是送米上门。据说他还有一个小本子用来记录用户家的相关信息:家有多少人、一个月吃多少米、何时发薪等。他根据这个小本子中记录的情况来测算哪位顾客家的米该吃完了,就送米上门;等到顾客发薪的日子,再上门收取米款。王永庆的服务按需送大米,同时在送大米时也挺讲究:送米并非送到就算,他还会帮用户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将米缸刷干净,然后将新米倒进去,将旧米放在上层——这样米就不至于因陈放过久而变质。

之所以想到王永庆用小本本记录用户信息拓展客户的行为,是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些App在“窃听”用户信息从而推送相关服务,从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公众似乎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毫不意外,各涉事公司也都否定“窃听”的指控,认为自己的产品“既没有做类似的产品设置,也不具备相关技术条件”。这些公司之所以会做如此回应,是因为《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为什么王永庆通过“小本本”掌握用户信息来为用户服务的行为至今得到赞赏,而App“窃听”用户信息的行为就不可接受?按照常理推,王永庆那个卖大米小本本上记录的内容,大概率也是他自己根据用户的言行中分析得来,不可能是他和用户一对一访谈得来,更不可能是和用户之间还签订一个像现在App普遍存在的“用户协议”。

为什么王永庆卖大米的行为就受到赞赏,而App获悉用户信息(假如有)的举动会受到公众的一致差评?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在个人隐私、商业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平衡?

在201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百度CEO李彦宏因为说了句“中国用户很多时候愿意用隐私来换便捷服务”备受公众抨击。当然,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户的一些个人数据实际上能够帮助互联玩企业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或产品。……中国的消费者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很多时候是愿意以一定的个人数据授权使用,去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的。”尽管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运用用户数据为之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当然,这一切都要遵循一定原则,要在保障用户数据权益的基础上,用这些数据让所有人受益。”

事实上,用户让渡个人信息来获得服务便利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目前绝大多数公司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如此。2009年,《华尔街日报》的科技记者朱莉娅•安格温(Julia Angwin)在一篇名为“Putting Your Best Faces Forward”的文章中分析了为什么Facebook能够在激烈的社交媒体大战中脱颖而出,原因就是用户“愿意用自己的隐私换取一个基于信任的沟通平台”,与诸多的匿名平台相比,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Facebook更获得用户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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